傢俱裝飾物

　　本報記者 蔣肖斌 劉星《中國青年報》（2014年11月25日09版）
　　《追捕》和《遠山的呼喚》海報
　　最近，80後的女人和60後的女人，同時失去了真愛。前者是因為周傑倫結婚，後者是因為高倉健去世。11月23日夜，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重播了《追捕》。但無可否認的是，一個時代正在過去：林青霞度過了六十大壽，秦漢有了孫子，山口百惠身材發福，高倉健去世了。
　　刀削的臉龐、堅毅的眼神、冷峻的表情、敏捷的身手……這是高倉健在1978年風靡大陸的日本電影《追捕》中飾演的男主角杜丘的形象。然而對今天的年輕人而言，對高倉健的直接記憶卻是張藝謀2005年的電影《千里走單騎》。高倉健在影片中飾演一位父親，那一年他74歲。
　　在“暖男”當道的今天，年輕人是否仍感懷“高倉健式的堅忍”？
　　媽媽聽說高倉健去世，炒菜放了三次鹽
　　11月18日高倉健去世的消息公開後，新浪網友“薛好大”發了一條微博：“告訴我媽高倉健去世了，她剛纔炒菜放了三次鹽。”
　　這是一場屬於中年人的集體記憶。家住安徽省安慶市的劉艷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起多年前的盛況。1978年，她正讀高中，在電影院門口看到《追捕》的海報後，就魂不守舍。“我現在還記得海報上高倉健堅毅的臉。他穿著米黃色風衣，領子是豎著的。”為了看《追捕》，劉艷和幾個同學逃課去排隊買票，“看完後感動得眼淚嘩嘩的”。
　　作為“文革”後第一部被引進大陸的日本電影，《追捕》對中國觀眾的影響是巨大的。在“灰黑藍”服裝占絕對主導的當時，杜丘的風衣、真由美的騎馬裝極具誘惑力。“我們小縣城買不到那種風衣，就托大城市的親戚買。當時有這麼一件風衣，是非常得意的。就算沒有風，也得把領子立起來。”劉艷說。
　　《人民中國》是一本面嚮日本讀者的外宣雜誌。雜誌社現任總編輯王眾一那時還是一個初中生。當時，沈陽放映《追捕》日語專場，王眾一所在的學校教日語。“我們很多同學拎著磚頭式錄音機，去電影院把聲音錄下來練聽力。《追捕》看了七八遍，好多臺詞都背下來了。”
　　有些臺詞，至今那一代人口中都能脫口而出：“你看，多麼藍的天哪。走過去，你就會融化在那藍天里。一直往前走，不要往兩邊看……”而真由美一句“我是你的同謀”，又讓多少年輕人感受到壓抑已久的個性與愛的力量。
　　高倉健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
　　王眾一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，即便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，民間對日本也不十分信任。“中國有兩個電影記錄很有意思。一個是國產片《地道戰》，28億觀影人次；一個是日本片《追捕》，1億人次。周恩來總理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握手後，電影院里放的還是《地道戰》。”
　　記者查閱到當年的兩則新華社電，一則是1978年10月22日，“鄧小平應邀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……這是我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訪問日本”；一則是 1978年10月25日，“在慶祝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》生效的日子里……日本電影周在北京舉行開幕式。電影周期間，將放映日本故事影片《追捕》、《望鄉》 和《狐狸的故事》。”作為“文革”後第一部被引進大陸的日本電影，《追捕》改變了中國人腦子裡只有“日本鬼子”的單一模式。
　　上海電影譯制廠已故配音演員畢克是高倉健的中國“代言人”，包攬了《追捕》、《遠山的呼喚》等多部電影中高倉健所飾演角色的配音。巧合的是，他們同出生於1931年。
　　《遠山的呼喚》譯製片導演蘇秀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，高倉健1986年訪問上譯廠時，一見畢克就鞠了個大躬，“他們惺惺相惜”。1999年，高倉健拍攝《鐵道員》時，仍想找畢克配音，無奈畢克已經病重。2001年畢克去世，高倉健向上譯廠發來唁電，還以日本習俗寄來了一盒冥香。
　　扮演真由美的中野良子在1979年應邀訪問中國。她曾回憶道：“我到北京時，很多人都叫我真由美、真由美！幾萬人這麼叫，我都產生了幻覺。睡覺的時候，也覺得耳朵里在叫真由美。”
　　《追捕》曾有刪節
　　蘇秀覺得，《追捕》等日本電影的走紅與“文革”之後的“改革開放”有密切關係。“‘文革’十年只有八個樣板戲，文藝作品極度匱乏。20世紀80年代初期，我們做過一部講柔道比賽的日本電影《姿三四郎》。現在播，肯定沒什麼人要看，但當時也紅了半邊天。”
　　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周慶安說：“‘文革’結束後，中國人在尋找如何面對苦難的方法。恰好杜丘給了一種‘個人英雄主義’ 的示範。”
　　在為紀念中國電影誕生100周年拍攝的紀錄片《電影傳奇》中，2007年有兩集是與高倉健相關的。“《追捕》——杜丘與真由美”和“《遠山的呼喚》、《幸福的黃手帕》——硬漢”。旁白這樣說道：“在10年時間里，中國的男星和男人，都活在高倉健的陰影里。”
　　王眾一說：“1978年公映的《追捕》版本是有刪節的，比原版短30多分鐘，10年前央視電影頻道重播時，就基本是完整版了。幾個曾被剪掉的情節，反映出中國這20多年來的觀念變化。”
　　“一個情節是杜丘為了逃跑，從樓上光腳下來，跑到廟裡偷了別人一雙鞋。這不符合當時國情，英雄人物怎麼能偷別人鞋呢？還有一個情節是他被歌女收留，在家裡住了幾天。這在當時也接受不了，怎麼能和陌生女人住在一起呢？”王眾一說，“最有意思的是影片結尾，我們看到的最後一個鏡頭是打敗壞人後，杜丘和真由美走了。真由美問‘完了嗎’，杜邱說‘哪有完啊’。其實在打敗壞人之後，還有一段杜丘與檢察官和解的對話，也體現了杜丘與法律的和解。”
　　《追捕》、《遠山的呼喚》、《幸福的黃手帕》等日本電影之後，又有《排球女將》、《血疑》等日本電視劇給中國帶來了人人爭看的盛況；如今，年輕人所熱衷的日本文化產品，基本就是動漫了。
　　高倉健是一個理想時代的產物
　　周慶安出生於1978年，高倉健並不是他那一代人的偶像，因為那會兒最流行的已是臺灣偶像團體“小虎隊”。當周慶安得知高倉健去世的消息後，發了一條朋友圈：“這才是我心目中的男神！”然後，他傷感地發現有同事回覆：“這也是我媽的男神。”
　　周慶安說：“改革開放後，中國的偶像浪潮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而變化。上世紀90年代，伴隨著商業主義的興起，香港電影開始流行，宣揚個人的奮鬥和資本的奢華。之後，當人們意識到商業主義把人吞噬後，《重慶森林》和《大話西游》的流行，代表了一種迷茫和反思，一直持續到21世紀初。”
　　“有一首歌叫做《長大後我就成了你》，可是後來發現，長大後，我並沒有成為我的偶像，而成了我自己。”周慶安說，“高倉健是一個理想時代的產物。那時候，理想是一種追求；現在，理想是一種調侃，‘誰認真誰就輸了’。但我一直覺得，在這個時代，我們雖然沒有經歷過‘杜丘式的苦楚’，但仍然需要‘高倉健式的堅忍’。”　　（原標題：你是否感懷“高倉健式的堅忍”）